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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北大女作家与萨福之间的翻译缘

    时间:2012-07-07 06:18 来源:未知 作者:vikayau 点击:
    弗吉尼亚·伍尔芙在某处谈到,英语和法语的文学史上,最早泛起的都是一个女诗人。当然,后来,我们读到的文学史,其中,男作家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比例,而且,也好像与此相关,女诗人反倒成了稀有动物。这类稀有动物在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上的命运大概有两种,附庸,或是叛逆。比较而言,萨福则超出这两重命运,成了一个被不断重构或虚构的神话。 

      因为今人对古希腊社会文化历史了解的有限,更因为萨福作品的散佚,关于萨福及其所糊口的时代的一切,后人的理解大多掺杂了想象的成分。人们乐于想象一个他们所需要的萨福,而他们的需要却联系着他们最亲身和最当时的愿望——一种个人的和时代的限定性。诗人兼学者的田晓菲在其编译的《“萨福”: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天生》(以下简称《“萨福”》)一书中,好像想要挣脱这种对于萨福的想象方式。一方面,她依据相对可靠的英语译本,进行萨福的汉语翻译;另一方面,在本书长长的“引言”中,她还侧重考察或展示了欧美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、作家和学者们对萨福的、各显所需的重构。田晓菲所做的,大概可以称之为一种拆解和重建并行,或者通过拆解来重建的工作,固然,后一种说法,用在建筑学上,或许是行不通的。正因如斯,在本书的书名中,我们留意到,萨福是被加了引号的。 

      一旦有引号加诸其上,萨福便成了一个虚拟人物,或许我们不能够用“她”(而只能用“它”)来指代这一个“萨福”了,由于它是一个传统,是一个个被虚构出来的影像,作为插图出没在本书的书页之间。所以,固然芦纸残片中的萨福支离破碎,但经由重构了的萨福并非一萨福,她是很多,是众萨福。她不仅是上古时代一位伟大的女诗人,被柏拉图誉为的“第十位缪斯”,而且她仍是一个强烈热闹的情人,一个“学问赅博的女子”,是母亲和姐妹,是同性之爱的追求者,这在她的诗歌中体现得如斯充分,以致于到了现代,她被以为是女同性恋者们的守护神。在欧美文化史上,不断有作家、学者根据个人与所处时代的需要,对萨福的身份认同进行诠释和评价,而且,这些诠释和评价话语之间经常布满了冲突和矛盾,它们致使我们间隔那个真实的萨福越来越远了。它们简直要令我们怀疑:存在一个真实的萨福吗?关于这一点,田晓菲说得恰如其分:“由于‘萨福’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。‘萨福’和萨福的诗,没有什么关系。在这种情形下,我们惟一应该记住的是:假如没有萨福的诗,‘萨福’也就根本不会存在。”当然,我想说,这不是我们惟一应该记住的,我们要记住的或许更应该是萨福的诗,如今,田晓菲版的这部萨福诗的汉语译本正摆在我的案前,提醒我沿着萨福的诗句去“重构”一个我心目中的“萨福”。 

      萨福的诗最摄人心魄的元素,是她以一种直接、朴素、简洁而又高贵的形式所传达的激情。且读她被公认的最闻名的两首,即本书第一辑所选的第1和第15首。前者写到抒怀诗的主人公向爱欲之神阿佛洛狄忒祈祷,“又一次”祈求女神帮她挣脱爱情带来的苦痛和那份“强劲的重负”。全诗共7节,从第1节到第6节之间,有一个微妙的视角转换,即由祈祷者“热切祝求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声音”,因而,在这首诗的中间形成了某种声音的双重性,祈祷者的痴狂和对祈祷者的审阅,充分地传达了深陷爱情苦痛之中的诗人的内心矛盾,既狂热又理智,既失望又布满着但愿的交织。对如斯复杂微妙的情绪波动,田晓菲没有像别的译者那样,用引号把女神的声音独立出来,而是巧妙地恍惚了这种声音转换的痕迹,这就使诗的情绪更直接地呈现诗人的复杂心理变化。第15首描绘了陶醉在恋爱中的人的感慨感染。以爱中人身处三角恋情之中所感所想为主题的诗,大概算不上萨福原创,而且千百年来它也成了文学中的典范主题之一。然而,萨福的描绘却能调动和买通一个阅读者全身的感慨:“当我看到你,哪怕只有/一刹那,我已经/不能言语”“舌头断裂,血管里奔流着/细小的火焰/黑暗蒙住了我的双眼/耳鼓狂敲”“冷汗涔涔而下/我颤栗,脸色比春草惨绿”。诚如伍尔芙所言:“读诗是一门复杂的艺术。大脑有良多层次,诗越是伟大,就有越多的层次高兴起来,伎痒。它们好像也井然有序。我们读诗读第一遍时使用的是感官功能,开启的是心灵之眼。”所以,或许分析萨福的诗是不必要的,只要我们直接反复地阅读就足够了,而在或长或短的、必要的“译者注”之中,田晓菲也没有对萨福名篇或残章进行过多的读解与评析,而是做了一些联系和比较的工作。这种更具学术色彩的工作反倒更切合于对于诗的阅读和理解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互文语境,不仅令我们意识到对于人类共通的情感,历史上曾有很多诗人或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以相似的风格表达过,而且,它也多少让我们能够相信“所有伟大的诗歌都由一人所写”(博尔赫斯语意)这样一种颇为禅玄的推断。 

      《“萨福”》一书的第一辑中所选101首诗,是学者们公认萨福所作诗歌,而第二辑所收的12首,是学者们持怀疑意见的萨福诗作。两辑的选诗,译者均以选择名篇和较完整的篇章为尺度。或许,这种稍加严格的、顾全完整性和正确性的,用田晓菲所说的“主观”的选诗尺度,反倒更有助于我们领会一个完整的,虽不够全面丰硕的诗人萨福。而所选残诗中,空白的方框和它们旁边的文字,奇妙地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的情境,换言之,对于萨福的诗歌,我们仍旧需要用想象去填充,她需要我们的再创造,由于她的诗歌体现出一种源头性质。这么说不单意味着,萨福的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其卓越的艺术普遍性,而且,它也意味着,萨福诗歌所激发的,那个不断由后来者“重构”的传统中,有一部门是值得正视的。尽管在《“萨福”》的第三辑中——关于欧美文学传统中从未间断过的对萨福的再书写,包括以之为题材和从她诗歌中汲取灵感与典故的写作,田晓菲并未凸起这一点,但她所列举的那些诗人中,却有一半是女性。因此,我这里要谈到的,是由现代女诗人们致力开创的女性写作传统。 

      固然传说中的缪斯们都是女神,加上萨福,总共有十位女性司职古希腊文艺,然而,在一本《古希腊抒怀诗选》(水建馥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)中,我们只读到萨福一位女性的诗歌,其他31位均是男诗人。又传说,萨福在勒斯波斯岛上招收女弟子,向她们传授诗艺和“爱的艺术”,甚至包括美容,可是,我们也没有发现包括她在诗中提及的为她所爱的女子中,有一位曾如萨福一般以诗留名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。岂非说,总体上比较,女性之诗才不及男性么?岂非说,萨福有诗才,仅仅是由于她是那个“男子气概的萨福”(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语)么?或者,甚至,是“萨福的性倾向”决定了她不断被“重构”、“重读”的可能么? 

      所有这些迷惑,在我看来,它们已经并且正在被现代以来的女诗人们,当然也包括一些对女性书写才能赞赏的男作家们破解。从《“萨福”》一书中,编译者选取的欧洲第一位职业女作家克利斯蒂纳·德·比桑(约1364-1429)的《夫人城》(节选)里有关萨福的论述,我们便可以看出,女作家已经开始改写由男性偏见织就的萨福话语。在她心目中,萨福是一位集美貌与才智于一身的“学问赅博的女子”,是不同诗歌题材的发明者,被视为最伟大最闻名的诗人之一。对萨福的评价既已发生一种性别话语的颠覆性变化,而另一方面,女诗人们从萨福诗歌中获取灵感的例子则更其普遍。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、爱米莉·狄金森、麦克·菲尔德、西尔维亚·汤森·华纳与瓦伦汀·奥克兰、H.D.、艾米·洛瓦尔、西尔维亚·普拉斯等欧美女诗人皆从萨福诗歌中获取过营养。这种通过写作延续女性书写传统的方式依然没有终止,在一篇题为《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》的论文中,美国当代女诗人艾德里安娜·里奇则试图自觉地寻求一种女性书写传统,它隐秘地由被她称之为的“女同性恋连续同一体”的某种文化气力延续和传承下来,正犹如“以萨福为中央的妇女学校中著名遐尔的‘女同性恋者’”以及其他一些妇女群体一样。 

      希望此刻我们探讨的话题不是简朴地回到本文前面部门的有关“萨福的性倾向”的评判上,由于说到性别视角,在女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隐约的联系关系性,它们触动了女诗人写作中相关的思维方向和自我意识,好比上文提及的萨福至于各位女诗人们,再好比勃朗宁夫人之于狄金森,简·奥斯汀之于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,萨福之于葡萄牙女诗人索菲亚·德·梅洛·布里奈尔·安德森,当我读到后者的诗句“啜饮月色/神游远方”时马上联想到萨福……如何解释这种女性作家之间的联系关系性,里奇的方法不失为途径之一种,固然不免偏狭,或许,我们可以尝试抛却身份认同的便捷路径,从诗歌自身出发,去开掘存在于女性书写者之间更其微妙复杂的精神联系关系性。而且在这一意义上,我们也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“萨福的姐妹们”,或“莎士比亚的姐妹们”。